两个年轻女孩子在北海公园里嘁嘁喳喳说着话，阳光没有任何遮挡地晒下来，她们毫不在意地迎着那光。你细看过去就知道，她们有些忧虑，怀着不满、迷惑向对方诉说着，仿佛也在对周围人说，甚至在对空气说。一个染着绿色头发的女孩引起了她们的注意，一个说，太扎眼了，没有人平常会染这种头发。另一个说，但是很有光泽啊，你没觉得上色很好？两个人陷入了沉默，像对待生活的任何一个悖论一样，总能找出问题的很多面，无法做出曾经很容易做的决断。
要是在八九年前，她们，A和B对一切都不在意，不仅仅是冬天的骄阳。
她们同时考上了一所市重点高中的提前批，在中考前的那段日子里，时间的缝隙变得无比漫长，她们只能继续待在学校，整天无事可做，怀有无缘由的惶恐。大部分同学在最后时刻装模作样做题，把政治大题抄在课本上，以备开卷考试用。她们被散落地插在满当当的班级里，四周都是备考大军。A偷偷上课说话，被政治老师横了一眼说，自己没事了别打扰别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们就坚定了心里的惶恐，形成了疲弱的阵营。第一次建立实际的联系是在大澡堂，她们竟然可以不尴尬地看对方，一个年轻的妈妈竟然站在条凳上耐心观看镜子里的自己，她们一起看着那下垂的乳房，私处茂密的毛发，感觉这样的身体离自己很遥远。
从澡堂出来之后，阳光下白嫩的皮肤闪耀着光，她们仿佛迎来了新的生活。
在夏天的末尾，A去了该高中的重点一班，B在重点四班，他们两班的班主任都有一种魏晋风流的气概，把枯燥的数学题讲出了科学宇宙的味道。
她们走在胡同的街巷上，A向B说，我还拿班主任刺激过爸爸呢，开学那一天，看到身材高大、气度风流的班主任，我转头对爸爸说，你知道我们班主任多大了不？爸爸猜三十多，我就笑对着说，和你一样大。A还讲小时候爸爸每天还抹着郁美净，喜欢照镜子，那时已经没有这些习惯了。
B对自己的班主任可以说很崇敬，她是一个极端感性的人，在引导下却有了很理性的学习计划，谁能想到，最终还是遭遇了高考滑铁卢，而那些喜欢上课说话的学生，有的去了名校，有的出国。复读的时候，她浑浑噩噩，A经常来鼓励她，传授着一个不怎么出错的人的经验，总算带来一些支撑。B熬过了那一年之后努力攒钱，做着买大房子的梦，但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握着学业的打工仔而已。
北京天气转暖了，后海的冰开始融化，她们寻找着可以滑冰的湖面，A脑海里一直回放《白日焰火》里，桂纶镁和廖凡滑冰的场景，带着力量和速度的前进、回旋，那一刻仿佛可以不顾一切。她没有对B谈起这些，因为后海滑冰的人不过是坐着儿童车一样的冰车滑来滑去。后来两个腼腆的保安说，最近几天冰场开始管制了，不安全。她们这才得到肯定答复一样结束了环湖散步。
她们看着为数不多的餐馆，询问对方的意见，A显然被B说的五十元一碗的炸酱面吓到了，她在上海确实没有吃过这么贵的炸酱面，最终选了门口立着菜单，看起来最体面的云南菜馆。B要做东道主，A就没有很坚持结账。但是这让她很后悔，B从郊区打车来回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何况又听说经常会有朋友来找她玩，都像这样做东道主怎么可以。那一百多块钱就像刺一样扎在心里，但是A根本不清楚她这是对朋友的怜惜，还是做事不体面的后遗症。
在一个服装店里，A拿给B一件衣服，她们同时说好看，A去试了，太瘦，笑说自己长了十斤。B不太相信，甚至觉得A穿了打底裤，她总是觉得朋友们还始终停留在高中。而事实上，A从考上大学起，便延续了停滞的生活状态。她读了很多书，攥着为数不多的钱上课、吃饭，很少消遣，就像灾荒年为了节省体力很少活动的人。上班后也是如此。
她们在公共卫生间补涂了唇膏，B在镜子里对A说，“我脸好黄，看你是粉白色的”，“我怎么觉得我脸惨白呢？”她们彼此心里清楚，一个五官标致，一个只能称得上紧凑。曾被说长得很像的两个人，都觉得对方完全不一样了。
她们出来之后在路上并行，一个把宽大的棉衣架在瘦弱的身上，一个长棉服包裹着微胖的身体，两人很难走到一块儿去，她们每次碰到彼此，都感觉是多余脂肪和多余衣物的碰撞。
A把B送上了回郊区的出租车，隔着玻璃，她们彼此呼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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