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1.摘要 2
2.Abstrct 2
- 一、“张派”肇始：张爱玲笔下孤独的女性 3
- 二、重启张派记忆：王安忆历史变迁下的女性书写 6
- 三、“新村”张派：张怡微的新村女性书写 8
- 四、“新都市”张派：周嘉宁的孤城女性书写 10
3.结语 13
4.注释 13
5.致谢 14
摘要：对女性个体命运的书写是张爱玲小说的中心线索，其中，对于女性孤独的关照又是其女性书写的核心要素，她写尽了女性的孤独苍凉。后代作家王安忆、张怡微、周嘉宁，在女性书写上，承接了张爱玲关注女性孤独的传统，王安忆在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视角下关注渺小女性个体的孤独无力，张怡微放眼新村弄堂里小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孤独弱小，周嘉宁则审视了新都市背景下女性独立求索过程中的精神孤独，王安忆、张怡微、周嘉宁构成了以“女性书写”为链条的“张派”作家群体。
关键词：张爱玲；“张派”作家；女性书写；女性孤独
Female writing of “Zhang school” writers
—— Focusing on Shanghai authoress
Abstrct：Writing of Female individual fate is the central clues of Zhang Ailing’s novels, thereinto, woman’s solitude is the core factor, she writes about woman’s solitude and desolation. Future generations of writers Wang Anyi, Zhang Yiwei and Zhou Jianing undertake the trandition of Zhang Ailing,Wang Anyi writes about woman’s solitude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s, Zhang Yiwei writes about solitude of girls’in New Town, Zhou Jianing writes about metropolis new woman’s solitude of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Wang Anyi, Zhang Yiwei and Zhou Jianing make up the “Zhang school”novelist group of female writing.
Key word: Zhang Ailing; “Zhang school” writers; female writing; woman’s solitude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对女性不同程度的书写，逐渐开启了关注女性命运的风气，张爱玲与此的文学渊源很深，她深受《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的影响，承接了其关注女性命运的风气。这些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女性群象描摹在张爱玲这里变成了对特定的女性个体的命运关照，她的故事大都以女性个体为起点，以她们的世俗生活为中心，以情爱湮灭、神话消解为终结，悲剧性的人生图景传达了女性孤独的原命题。
张爱玲以参差对照的写法、悲壮苍凉的风格展现世俗女性命运起伏的人生，她对女性孤独境地的深刻体悟，呈现给文坛别具一格的女性书写风貌。后代一些作家如王安忆、张怡微、周嘉宁，承接了张爱玲的女性书写传统，以苍凉之笔书写女性的孤独，以细腻的情致体悟女性的人生境遇，形成了以“女性书写”为链条的“张派”作家群体，她们对“女性孤独”的书写都有自己深刻的认知、独特的体悟，营造了“张派”女性书写各有姿态的筋骨和血脉。
一、“张派”肇始：张爱玲笔下孤独的女性
张爱玲书写的沪港爱情故事，以上海或香港为背景，展现了两地形形色色的女性相似的孤独苍凉的人生境遇，不管是投靠姑妈的葛薇龙，投奔娘家的白流苏，还是指望夫家的曹七巧，都有着孤独苍凉的生存状态。小说中这些女性的孤独主要体现为女性个体与亲人、与爱人、与同性朋友良好的情感关系的失落，她们往往囿于自身对金钱和名利的追求，很少将真实的内心世界示人，而陷入精神的孤独，同时又受迫于男权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欺压，在与男性的婚恋关系，与封建家长的亲子关系，与等级分明的同性朋友关系中，都难以获得平等的人际地位，因此必然会失落良好的人际关系。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群体生物，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说是人在精神上的立身之本，没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便意味着她们在精神上无法摆脱孤独的状态。
张爱玲的作品中，出场的大都是孤独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婚姻、爱情，包括其他一切关系，都不能改变她们是孤独的这个事实。这些女性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旧女性，她们一出场就是单打独斗的角色，在家庭里、恋爱关系里、婚姻里，始终不能和另一个对象交心。这些旧家庭中的女性，每个人都有一把小算盘，时刻计算着利益的分割，快感和痛感多建立在得利和失利的基础上，快感不能分享，痛感无人承担，都是一种孤独。她们对此有混沌的认知，或者完全不自知，但从不把这归咎为可解决的“人生问题”，因此孤独也就无法解决了。
如《金锁记》的曹七巧，她一生有三个节点，每一次她都计算着争取最大的利益分割，为了这份利益，她先是毁了自己的自由，又毁了哪怕掺了太多“虚假”的爱情，最后毁了仅剩的亲情。她一步步把自己推入彻底孤独的境地，然后彻底地毁灭，演绎了一场彻底的女性悲剧。《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孤独是将身家依附于范柳原、无法独立生存的孤独，她和范柳原的爱情从一发生就是精细计算着的，在白流苏眼里，范柳原只是玩玩而已，而她计算的是如何托付一生，白流苏不是不爱范柳原，只是跟生存的利益比起来，她明白爱情只能处于微不足道的位置，这就是一个世俗的小女人有苦难言的孤独，她用世俗的机智、女人的智慧，在天赐的良机下，抓住了一个托付终生的男人，但是范柳原的妥协和香港的陷落太有传奇性，只是她摆脱孤独境地的偶然因素，像张爱玲在结尾处说的一样，“香港的沦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1]？这场婚姻成全了白流苏，却不能改变她曾经的孤独境地，也不能保证她将来不再次陷入孤独。
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中谈到，张爱玲是世俗的，也是虚无的，这一观点非常有概括力。《倾城之恋》的“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就是张爱玲给白流苏的安于世俗增添的虚无色彩，而这层虚无才加重了白流苏的孤独感。《金锁记》里“什么真的，什么是假的？”，使得曹七巧那般积极谋利守财的人生，甚至都孤独和虚无起来。世俗和虚无是张爱玲气质的两端，也是她的作品可读性和艺术性的两端。在王安忆看来她的世俗是源于虚无的，“她对现时生活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2]。 这对张爱玲的作品一直以情爱湮灭、神话消解为终结作了很好的解释。
张爱玲的女性人物还有一类是相对独立的新女性，她们也是上海的世俗小女子，但可以凭自己的本事生活，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她们的孤独就不是旧女性为抓住男人，在心里打算盘的孤独了,而是独立的孤独。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都没有好结局，虽然独立却独立得辛酸艰苦，她们没有获得圆满的爱情和婚姻，也没有摆脱孤独的境地。《半生缘》的顾曼桢是这样，《小团圆》的盛九莉也是这样。顾曼桢没有和世均在一起，她的一辈子似乎就毁掉了。盛九莉没法和邵之雍白头偕老，似乎一生也就没有太多光彩可言了。
《半生缘》中男女相爱不再等同于将一生托付给男人，而仅是相互爱恋，女性可以独立谋生，也将独自承受这份独立的遭际与孤独。顾曼桢失身之后，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世均，这是新女性的觉悟，也是她们孤独的源头。只有她才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所以要为自己的身体负责，所谓的爱人和家人都不能帮她承担。十四年后，顾曼桢见到世均，也是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并理智地说“我们回不去了”，这是女性面对的两性关系的脆弱和无奈。除此之外，顾曼桢有来自家庭的“惘惘的威胁”：她先是为了养家延宕婚期，为后事埋下了一个祸因，后是被家里的长辈（姐姐和母亲）坑害，断送了一生的美好，这是家庭里亲情关系薄弱的证明。顾曼桢这样的新女性正是新旧交替之际女性独立的出头鸟，承担着养家重任，却还要被封建家庭残害，享受了自由恋爱的甜头，却因为小小矛盾在人生变故之际和爱人劳燕分飞。
《小团圆》中的盛九莉是在经济和生活上都完全独立的新女性，她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没有经历过大的人生变故，生活稳定无忧，但这样一位新女性同样难以摆脱孤独的境地。她与爱人邵之雍的关系看似开放自由，她对邵之雍的态度可以用“你来，我欢迎；你走，我不挽留。”概括，这份洒脱不光源自她作为新女性的觉悟，更源于她对恋爱关系的不自信，她不确定邵之雍是否专一，她内心孤独无力却不透露，强撑洒脱，相较于旧女性，这份孤独更加有苦难言。盛九莉与家庭的感情关系同样是脆弱的，她与母亲忽远忽近，与姑姑如同朋友，同居一室但银钱分明。她和同性朋友比比性格迥异，却因为不过分黏腻反而不至于断了长久的联系。爱情、亲情、友情之于盛九莉，只是生命这袭长袍上星星点点的缀饰，而它的底子是孤独而独立的纯色。
张爱玲以苍凉悲壮的笔触为形形色色的女性书写了属于她们的挽歌，大部分女性在与封建家庭、旧社会和男性的博弈中，为了保存自己，只能精打细算，争夺更多的利益，她们大都奉行“利己主义”和“无爱的哲学”，因此她们几乎没有爱情，即便有也是转瞬即逝，没有在人生中占据什么重要地位，家庭也是以背景的形式出现，而没有给人物带来很多实质性的安慰，同性的友情更不必说，除了《小团圆》中盛九莉与比比有一段长久但不黏腻的友情外，同性友情几乎是不存在的。有着如此漠然人际和孤独处境的女性们就是张爱玲的书写对象，不管她们可怜、可叹、可悲，还是可敬、可畏，都在张爱玲苍凉的手势下，走向了世俗人生的虚无。而张爱玲这个苍凉的手势，也打开了“张派”作家书写女性个体孤独存在的泉源。
二、重启张派记忆：王安忆历史变迁下的女性书写
在王安忆题材风格多样的创作中，《长恨歌》、《流逝》、《纪实与虚构》等几部写上海女性的小说，深得张爱玲女性书写的神韵，又开拓出另一番境界。张爱玲与王安忆都写上海这座城市里女性的孤独生存，“九十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到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3]。但同时王安忆又脱离了张爱玲沪上故事的罗愁绮恨，以更开阔的眼界审视社会历史变迁之下，上海女性小市民作为渺小的个体，如何反抗或妥协现实，承受对抗日常烦扰的孤独。
《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社会变革之中家庭没落，从衣食无虞的“新式”妇女，变成了需要打工维持全家生计的主妇，丈夫和家里的其他人都不能帮她分担生活的压力，她因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处境和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她的孤独有张爱玲式旧女性无所依托的孤独，空有一个大学文凭，却依然嫁入财产丰厚的资本家家庭当起了全职太太，家庭发生变故之后，就失去了人生的依托和保障。但她的孤独更多的是张爱玲式新女性独立的孤独，家庭生变之后，她挑起了生活的重任，不单要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还要管理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受婆婆和小姑的刁难。她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却没人能够设身处地地理解她的难处，她沦落为周旋于家里家外各种琐事的平庸主妇。欧阳端丽的面前呈现的是一派日常的凌乱和杂碎，而她只能独自承受生活的烦扰和无人分担的孤独。在政策恢复，家产返还之后，她又过起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却仿佛退回到了十几年前，因此感觉到怅惘。社会变革的风云不断改变着欧阳端丽的生活，并把她带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她也只能在看清了家庭关系的脆弱之后，顺应时势，培养独立谋生的能力，将精神的孤独化为生存的动力。
“《纪实与虚构》尽管虚构得天马行空,基本讲的是个上海女作家与她的城市的故事。虽然大半辈子在这里度过,王安忆开宗明义的说,她的家庭是迁入上海的外来户。她们没有亲友、没有家族。这种无根的感觉,促使她萌生寻根的欲望。在小说双数章节虚构家史、玄乎其技之际,单数章节却是一步一印的白描一个女作家在上海生长、写作的细节”[4]。《纪实与虚构》中无根的外来户家庭的女作家，没有亲友和家族，更无从寻找家史，因此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面前，感受到了一种无根无系的庞大孤独，而上海却给了她亲暖可近的依靠，女作家和王安忆自己一样，一面想要摆脱上海代表的世俗烦扰，一面又依托于它带来的温暖，在这种矛盾纠结的状态中陷入无人理解的孤独境地。
《纪实与虚构》里的女作家“我”更像张爱玲笔下的新女性，能够独立生存，却又难以化解生活的困境。主人公“我”虽然不像旧女性那样想着将终生托付给男人，处处以利己主义为中心，充满小市民的世俗气，但也有许多日常的小心思、琢磨。恋爱的小磕绊、事业上的平淡无奇、夫妻间的小争吵，这些日常的困扰常常让主人公无法化解，因此陷入无法摆脱的精神孤独，比如她在事业上不甘平庸时，和爱人难以平复争吵时，绝望和希望的情绪轮番出现，她在忍耐与崩溃两极间徘徊，似乎不甘平庸琐屑但又无法超脱安稳的日常，作为历史大浪潮里渺小的个体，她讨厌日常琐屑事，却还是依赖日常生活的温暖。她为争吵而出走，夫妻双方无法化解隔阂，最后却在超越日常经验和人力能为的地震中和解。一场偶然的地震换来一场和解，一座城的陷落成全一场婚姻，王安忆和张爱玲都是用超日常的经验来化解日常的困境。除此之外，俗世女性惟有默默忍受生活的琐屑，继续下去。张爱玲在《倾城之恋》里继续着琐屑的生活，而《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却在和解后戛然而止，这是张爱玲的安于世俗，和王安忆的不甘平庸，但两者的女性人物都深浸于上海小家子气的世俗里，具有这种世俗之下纠结犹疑的孤独气质。
《长恨歌》与《倾城之恋》同是一个女子与一座城孤独的纠缠，两个女子的境遇有相似之处，所承受的孤独也是相似的。王琦瑶是典型的弄堂女孩子，非常像张爱玲笔下的旧女性，从小怀揣着各种心思，不想太出头，也不想太落后，精细地生活着，处处为自己的利益计算着，王琦瑶是一个有着世俗的精明的女人，但她时时刻刻计算着的同时，却还有一份真性情在。“王安忆的王琦瑶闯不过情关,她所有的精括算计,透露着世俗男女的谨小慎微。而当她妥协时,没有(如白流苏者)看穿一切的犬儒,而有别无退路的尴尬”[5]。王琦瑶和康明逊相爱并没有白流苏和范柳原那么精明，她们是一对自卑又自恋的人，标榜着爱情的同时，又自卑得不敢承担；白、范则一切以自己的得失为中心，爱情更像是衍生品，王琦瑶比白流苏多了一丝冷暖自知的温情气，但尽管如此，她依附于李主任，和老克腊逢场作戏，和康明逊转瞬即逝的爱情，也都不能使她摆脱孤独的境地。
王安忆写作风格多变，就连这几部同样写上海女性的小说也都各不相同，呈现了女性的各种孤独情致，有上海小姐抓住了旧时代奢华生活的尾巴，却又被新时代变迁打掉，失落了旧生活的孤独；有“女作家”想要找回家族的历史却踪迹难寻，想要超脱上海代表的俗世生活却依赖日常的温暖，纠结不定的孤独；有资本家儿媳在政策变更之下戏剧化的人生轨迹，如同亲身演绎了一出小市民世俗生活剧，可笑可叹的孤独。王安忆社会历史变迁视角下“女性孤独”书写的面貌姿态各异、枝叶繁盛，给“张派”女性书写带来了丰富的情感体验。
三、“新村”张派：张怡微的新村女性书写
张怡微是“80后”上海女作家，曾师承王安忆，文学专业科班出身，下笔非常老练和精到。她的“工人新村”系列作品延续了张爱玲、王安忆书写“女性孤独”的传统，关照了女性个体的孤独生存，同时也与她们一样，写的是上海味道浓厚、地标性质明显的沪上故事。张怡微的独到之处在于，她的作品主要关注在缺爱家庭长大的新村女孩孤独的成长，关注这些小女孩不为人知的孤独心思，和这份心思之下的人生历程，往往只截取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个生活横断面，表现了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新村女孩孤独的生存状态。这种叙述方式是她不同于张爱玲的“独善其身”的地方，也是与王安忆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张怡微所写的故事背景在上海特殊的角落“工人新村”，“工人新村”是由于工厂兴建或改迁形成的远离市中心的工人住宅区，在地域上远离市中心；在风气上，从上海搬来的父母一辈，都保留着弄堂的传统。用张怡微自己的话概括“新村”：“说的上海，又似乎是上海的背面，一个眼看着‘上海’生活的小圈子”[6]。张怡微有十几年的时间生活在田林新村，根据多年的所看所闻所想写出了“工人新村系列作品”：短篇小说集《旧时迷宫》（2013年）和长篇小说《你所不知道的夜晚》（2013年）。
这些作品主要讲述了新村弄堂里的小儿女们怎样琐碎甚至无聊地成长起来，而其中在缺爱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子们，都怀有一份少女的孤独心思，这些女孩子能使人想到张爱玲的聂传庆、川娥等人物，同样孤独、贫弱、无力，同样在孤独而缺爱的家庭里成长，她们虽然没有经历大的变故和灾难，但是又未免让人觉得孤独可怜。她们和其他孩子一起在弄堂口“打野眼”，穿弄走巷，在厨房间“磨洋工”，经常无事可做，无聊到极点，有时也会集体“狂欢”，“狂欢”时常带有“假意为之”的性质，其中能看到王安忆《纪实与虚构》里“我”成长经历的影子，同样处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无聊”和“过度狂欢”是他们的常态。不同的是，《纪实与虚构》中，“我”住在市中心地带，与“文革”有关的经历更多，而新村似乎是一个连“文革”都遗忘了的地带，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女孩子，会有难以融入大时代的孤独感，虽然她们不可能理解这份孤独，却被它限定了人生的基调。
在《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里，小说的中心人物茉莉，从一个因为妹妹玫瑰出生而失宠的小孩，到最后成长为一个为了回上海而默认嫁给何宝荣的知青，中间的经历琐碎无聊，充斥着一个女孩子面对命运变迁的孤独无力感。茉莉在妹妹抢占了父母的宠爱之后，一直怀揣着不为人知的孤独心思，小心翼翼地经营自己，想得到父母的宠爱，却常常枉然。后来她几乎成了一个被父母、被上海抛弃的女孩，因为妹妹的出生她送去常州乡下，回来之后需要小心翼翼地迎合父母，却无法改变妹妹专宠的事实，无比虔诚地向上海靠拢却因为是长女而难以逃脱插队的命运。两度被迫离开上海的茉莉一直坚定地认为在上海才有幸福的可能性，“上海身份”就成了她最大的软肋和死穴。她努力地融入所谓“上海”的圈子，甚至立志嫁入市中心，结果葬送了希望和爱情。她为了上海身份坚决地摆脱了有好感的陈志民，坐上了条件好外形差的何宝荣的自行车，被他套牢了下半生。后来又遇到心仪的人，却借已有恋人的妹妹和他约会的便利，以求多见面，因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事故和风波。玫瑰自杀、父母崩溃之后，她也心死了，终于嫁给何宝荣。
家庭与社会的变迁之下，茉莉作为一个上海的世俗小女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断做出无力又无知的抉择，她的童年失去了家里父母公平的宠爱，少年不断失去最好的朋友，青年失去了最宝贵的上海身份，成年后又失去了和陈志民有可能的爱情，最后还是向现实妥协跟何宝荣结合，孤独无力的一生可悲、可怜、可叹，也让人同情。张怡微对茉莉的书写与张爱玲的故事风格一样，没有山河悲恸，却也痛入骨髓；没有大悲剧，却也是伤感剧。
《你所不知道的夜晚》的茉莉，《嗜痂记》（《旧时迷宫》收录的短篇小说）的蒲月，都是在家庭中没有得到太多宠爱的女孩子，怀揣着一份完全不能和大人分享的心思，孤独地成长。家庭亲情的失落使她们看起来贫瘠、弱小、孤单，可毕竟她们还是有家庭的，她们与父母没有正面的冲突，也没有可以拿到台面上说的矛盾，注定不能和家庭脱离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不能摆脱家的精神控制，只能做上海家庭中温吞、软弱、内敛的小世俗女孩子。《今日不选》、《最慢的是追忆》、《我真的不想来》、《家》这些短篇小说的小女主人公，也都是以家庭为依托勾勒出来的形象，她们的共同点是父母离异，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而由此带来的与父母的隔阂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孤独，家庭是她们的寄生之处，她们只能机械又稍带无奈地应付家庭琐事。脆弱的家庭关系和牢固的血缘关系是一对矛盾，无法摆脱的血缘亲情和无力改善的家庭关系，永远在张怡微笔下的女孩子身上纠缠，一面是世俗的温暖，一面又是世俗的无奈。
张怡微写这些女孩子时，有自己的经历和感情的投射，她本身也是单亲家庭的小孩，她和小说中女孩都不能跳脱自己的“家庭”，也无法割舍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寡淡的家庭关系中，还能时刻感受到血肉相连的骨血亲情。在张爱玲写的聂传庆、川娥等人物的故事中，并不能明显感受到与家庭深厚的骨血亲情，而且张爱玲也没有张怡微那种对人物的感情投射，她完全跳脱自己的小说，不与这些人物有任何牵连，更不与他们为伍，但尽管如此，两者所写的这类人物依然有着难以抹去的相似点，这也是张怡微深得“张派”女性书写风情之处。
四、“新都市”张派：周嘉宁的孤城女性书写
周嘉宁在女性孤独书写方面深得“张派”情致，不单笔法如张爱玲一样精警，总能轻易写透女性内心的孤寂世界，风格也同张爱玲一样苍凉，她笔下的女性以一种决绝的姿态面对外部世界，呈现出孤绝蛮荒的气质。周嘉宁所写的当下的都市女性，都生活在上海或者北京这两座“孤城”，独自承担着生活，她们脱离家庭，又往往无法处理好与爱人和同性朋友的亲密关系，经常处于孤独的境地。
周嘉宁同为“80后”上海女作家，她书写女性孤独的小说以2015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2015年之前，在她的长篇小说《荒芜城》、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和《寂静岭》里，主要写上海或者北京，这两座孤城里独立生活的女性，怎样失落了良好的人际，又怎样独自承担着生活，她们游离于主流之外，走进人群，却找不到存在感，内心孤寂；2015年新作《密林中》实现了一种转型，对于女性孤独的书写更加深透和广阔，这个小说写的是都市女性阳阳的成长之路，她既经历了游离于主流之外，缺乏存在感的孤寂；也经历了走进主流中心过程中独自前行的孤独。
在周嘉宁2015年之前的这些作品中，上海和北京成了脱离父母家庭、独自生活的女孩子“北漂”、“沪漂”的荒芜城。“荒芜城”的概念取自周嘉宁同名小说《荒芜城》，也就是“孤城”的意思，它的概念和“孤岛”的概念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战争期间，上海成了一座孤岛，“孤岛文学”由此得名，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作品是“孤岛文学”的重要部分，她笔下的俗世男女在上海孤岛生活享乐、饮食恋爱，外面战火连天，里面却声色犬马；而现在的上海、北京对于外来或者脱离父母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座孤岛。相反的是，现在这些年轻人看到了城市表面的光鲜美好，走进之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座荒芜城。周嘉宁笔下的年轻女性们，走进荒芜城里的人群时只是佯装强大，而游离在人群之外时就显得更加无助和无所依托，她们想要在荒芜城里寻求与朋友、爱人良好的交际和人群中的归属感，最后却总是走散在人群中，她们一方面渴望着人际关系的融洽，另一方面又对它的失落无能为力，因此深深浸润于一种孤独的气质中。
周嘉宁的女性主人公明明想要与人无限贴近，却又忍不住惧怕亲密，只能陷入孤独的境地无法自拔。她们的父母家庭不能和她们完全交心，朋友的联系容易建立，也容易断裂，恋人往往真心相爱，但终有苦难言，不能长久。这些女性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是磕绊的，而不是顺畅的，这种磕绊带来的是无法互相理解的痛苦和孤独。
《荒芜城》写到了女性和爱人亲密关系失落的孤独，“我”与阿乔明明已经两败俱伤，即使知道爱情不可能再挽回，“我”仍旧不断和他痛苦地纠缠，以至于被绝望孤独的情绪吞噬。《寂静岭》主要写的是女性失落了同性朋友亲密关系的孤独，这篇小说中“我们”几位年轻女孩来自不同地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同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打工，过着半群居的生活，互相结成了看似牢固的情感联系，甚至肉体上也存在暧昧不明的亲密关系。也许“我”和她们已足够组成一个人群，“我们”也曾满足、骄傲于这个“人群”的存在，可它的期限一到，便崩塌瓦解。同性的爱情、友情都不能维系它的存在，这些人物不断宣称着“我早知道，我渐渐地将会失去她们”。曾经的强大不过是一种假象，“游离孤独”的特质是无法改变的。有一些作品也表现了两性间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孤独：《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和《夜晚在你周围暗下来》说的是相亲中与陌生男人难以抹掉隔阂，导致无法交流和交往的孤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了处理不好亲密的家庭关系的孤独：《轻轻喘一口气》是与母亲完全不能交流的苦闷；《尽头》是经历生死离别的灾难中，和父亲难以互相理解，相互抱怨；《末日》中弟弟热情熟络，善于和人建立亲密关系，在很少去的小饭馆里，都能和老板娘保持亲密熟络，“弟弟又说了两句玩笑话，他们笑起来，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这样的亲密，弟弟只需要几顿饺子的时间，我却需要很多年” [7]。“我”和弟弟不常交往，终究不十分亲近，他与陌生人的热情关系更加衬托了“我”和亲人难以建立亲密关系的孤独处境。
周嘉宁的作品似乎在传递绝望气息，但实质上并不是，正如张爱玲的故事往往在最后走向情爱消解、神话湮灭，她本身却没有传递任何悲观绝望的态度；周嘉宁小说中亲密关系失落的结局看似代表向虚无人生观屈从的态度，实则在描述女性独立生活并且追逐求索中所面临的孤独困境。
周嘉宁2015年新作《密林中》实现了一种转型，作品不再着力于亲密关系，尤其是两性间亲密关系的失落，主人公阳阳和同性亲密朋友蘑菇保持网络上较为密切，现实中十分疏离的联系，在两性关系上，阳阳以主动的姿态去结束与男性的依附关系，去掉男性这个中介，以此来和世界直接发生联系。
主人公阳阳先是和一群文艺青年混，后来结识颇有才华的大澍，大澍随之而来的成功，使阳阳可以通过他和艺术界产生联系，但阳阳觉得自己成了他背后的女人，所以选择离开大澍，之后她又陷入了和已成名作家山丘的关系，但很快看清了这类“名作家”的虚弱，也厌弃了通过山丘和文学圈子发生联系，于是果断地结束了和男性的依附关系，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后来她的小说获奖，这意味着她被主流文学肯定，当她走进了主流文学的现场——颁奖会时，终于可以不再通过大澍或者山丘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而是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地面对整个外部世界，但更多被男权话语掌控的文学中心让她感到了畏惧，她也明白了这里并不能代表文学“重大意义”的产出地，自己追求的也不止于此。阳阳从艺术家的女朋友，到成为艺术家本身，时时处于让她疑惑的困境之中，但她终于从男性的背后走了出来，鼓足勇气走到男性掌控的舞台中心，宣示了她作为女性的文学观点，之后便甩开了这场压抑的颁奖会对她的禁锢。周嘉宁在《密林中》表现的女性独特的进取姿态，强势突破了之前看似向虚无人生观屈从的态度。
周嘉宁展现的是全新的都市女性的独立生存图景，她的整个创作过程，是作者本身的成长历程，也是都市女性普遍的蜕变历程，从女孩到女人，从主流之外到接近主流，再到走进然后又走出主流中心，追求的不是女性生活细节的描述，而是一种贯穿始终的独立求索的感觉和力量。女性始终有着独特的思考和追求，不满足于世俗给女性定义了的幸福，努力摆脱作为男人附庸的身份，与男性一样，直接去面对外部世界，这种完全独立的孤独使得周嘉宁的女性人物有一种坚硬又迷人的气质。
结语
关于女性书写的“张派”支脉由张爱玲开启，被王安忆、张怡微、周嘉宁承接，跨越了两个世纪，三代作家，延续至今。数十年来，社会历史变迁频仍，新旧社会交替之际，新社会变革之际，当下新时代之际，“女性孤独”的具体内涵都在不断变换，张爱玲笔下旧女性依托于男性的孤独，新女性可以自食其力但处于不能真正开放的时代的孤独，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与历史变动、城市变迁纠缠的孤独，张怡微笔下新中国社会改革中的平凡家庭里女孩成长的小孤独，都随着时代的前进，在文学史上定格成了永恒，而周嘉宁所写的当下新女性摆脱男性这个中介，独立求索的孤独，为张派“女性孤独”书写打开了这个时代的新局面，相信“张派”的“女性书写”还会在这个基础上延续下去。
注释：
- [1] 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201页。
- [2] 刘绍铭：《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306页。
- [3]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 [4]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 [5] 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读书》，1996年第6期。
- [6] 张怡微：《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第1页。
- [7] 周嘉宁、btr等：《不拆》,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第一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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