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她要求销毁的《小团圆》，张爱玲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了适当的距离，她对自己的人物既不喜爱也不厌恶，一面冷眼旁观痴男怨女的罗愁绮恨，一面热切描写着世俗人生可爱的当儿。早年的张爱玲，在小说集《传奇》中透露出的作者形象，是极为冷静也极为透彻练达的。然而，这并不是她真正的面目。当时的她并未经历过自己的情爱婚姻，单单是凭了二十年封建家庭的成长经验和旧小说的浸淫熏陶。她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异性伴侣胡兰成，初次见面说她像一个害羞的女学生，正是这样。所以对张爱玲的解读应该回到她本身，不管是从作品出发，还是知人论世，从她的身世经历出发，都与真正的她隔了一层。
作为“张迷”的我们，对张爱玲的感情就是对一个朋友的感情，对她的解读就不仅仅是从作家、民国才女的角度出发，也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出发的，说崇敬她、佩服她倒不如说亲近她、喜欢她。我们在内心与她进行过多次对话，在生活中的某些时刻，《传奇》里的人物或场景就会出现，这种感觉就像对朋友诉说心事，而她将自己的见闻或者经历讲与你，纾解了你的积郁，而从她的散文和其他人的回忆文章里，也看到了一个活泼鲜明的张爱玲。对张爱玲的喜爱融进了日常气息里，甚至很少再去看她的小说，这样就不会被她的文本气质所吸引，以至于忽略了真正的张爱玲，只是一个害羞的女学生，一个身边的朋友，而非传奇。
从非传奇的角度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它比《长恨歌》要俗气。同是一个女子与一座城的纠缠，王安忆立足于时代变迁，尽可能多的描摹了社会众相，主要落笔在小资产阶级，却也牵扯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买办阶级的油滑混混，甚至小资产阶级内部也有分化，比如没落了的老克腊，努力适应了新时代的王琦瑶，固守旧习惯的严师母夫妇。这是一幅时代众相图，跨越了几十年，也跨越了不同阶层。姑且不论《长恨歌》在连缀上是否圆融、浑然一体，它都是社会的、历史的大手笔，即使谈不上雅，也绝不俗。而《倾城之恋》作为一个短篇小说，无非是写了封建大家庭的败落和压榨争斗，过时的淑女小姐与浪荡富商公子的爱恨情仇，这绝对是能够吸引大众读者的商业小说，难以和《长恨歌》的境界作比。从这个角度看，睿智如张爱玲是俯视自己的小说人物的，但事实上这也许正是她与自己小说的“隔”，没有情爱婚姻经历的她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编织故事。
张爱玲与自己的故事是隔的，但从《倾城之恋》中还是隐隐地感觉到了她的命运观。“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不能不说是从世俗走向虚无的宿命追问。王安忆说，张爱玲是一个世俗和虚无的人，她对现世人生的喜爱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世俗和虚无极好地概括了张爱玲气质的两端，虚无是其内核。
《倾城之恋》中，白、范二人的精刮计算不免让人生厌，但张爱玲又时时加入了白流苏的顾影自怜，对身世的哀叹；范柳原只想得到一个旧式小姐做自己的情妇，若即若离，战术高明，也不免让人觉得放荡无德。但他时刻想逗流苏笑，又时时提醒她旧式女子的好、她的优点、他对她真切的爱。人物既可恶又堪怜，但在小说文本中，完全看不到张爱玲对人物的评判，她只管让他们独自纠缠，不动声色。但却在结尾处深情地说到，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胡琴咿咿呀呀拉着，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 张爱玲这才露了真身，撇开了世俗的余味，留下神话消解、情爱湮灭的虚无与苍凉。这是未经“自己的世俗”的张爱玲空虚的宿命观。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这样的时代里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白流苏没有被战争感化成革命女性，范柳原走向了婚姻，也没有完全改掉之前的习性，他们的结合是庸俗的，但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那样。张爱玲俯视着自己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与他们是“隔”的。在当时的张爱玲眼里，对婚姻妥协的情爱、不纯粹的爱是不算爱情的，但她之后的人生经历，也说明她本身也是一个不彻底的人，从《小团圆》和其他资料里窥探，她给胡兰成的信中写，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当然，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这是决绝的分别，又何尝不是无奈与负气。胡兰成负心在先，而且一直风流成性，易地移情，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两人的爱情掺杂了太多妥协，尽管没有多少物质与利益的纠葛，但在情爱上毕竟也打了很大的折扣，比之白、范，胜败又有几筹？《小团圆》中影射张与赖雅关系的情节，说他再年轻些也是看不上她的。她在流产时，他独自吃一只烧鸡，这又是夫妻关系中多么冷漠与独立的片段。
如果张晚年再写白、范的故事，恐怕不会再是倾城之恋了，怕要更苍凉一些、悲壮一些、无奈与落魄一些，可能是倾巢之恋，覆了旧家庭，毁了新公寓，一对男女经历了大生死，苟且偷生，也不过只要求一件事——命，没有什么可指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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